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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美国社会

2019-07-13来源:海南数码网

文化的学术传播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将两千五百年来的文明精华灌输进年轻美国人的思想中,而这些年轻人每周只能成批地接受仅仅三个小时的教学。对于这种任务的必要性,这个学术派系的成员意见完全一致。但是对于其可行性,他们出现了分歧,经常是他们自己思想不一致。

在他们眼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尚未开化。它是“唯物主义的”,这里指这个词通俗的意义;它急切地攫取世俗的成功。这些就是“实用”的改革者直到那时还在引入新大学核心的价值观。1905年普林斯顿的院长安德鲁·F.韦斯特哀悼说:“每一波商业、技术和其他实用主义影响未经审查就大肆侵入大学生活,都会给大学理念带来灾难。”必须猛烈击“追求私利的商业精神和自我放纵精神”。必须将学生从其错误狭隘的抱负中解救出来。温勒说:“我们把学生看作未来的教师、职员、推销员、记者、庭园美化师、图书馆管理员等等。我们很少想到,他们首先是,也必须永远是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向他们灌输与此相称的对生活的判断,这是他们首要的职业。”教授们必须超然于利益之外。威廉·里昂·费尔普斯甚至吹嘘自己在经济问题方面的纯洁:“我从来没有读过一篇股票报导或是报纸上的股票行情。我甚至不知道‘优先股’和‘信用债券’这些词的意思。”

虽然倡导文化的人厌恶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他们一般还是会试着相信至少某种民主的优点。如果他们能成功,这种信仰通常是具有非常彻底的意义,与他们非学术的同胞的现实抱负无关。(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劝告学生不要参加西班牙一美国之间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更经常的是,他们做不到这种信任,有人感到悲哀,有人则有些幸灾乐祸。“地球上有一个孤立的伟大社会,高贵的人在这里生存死亡。这个社会是而且将永远是贵族社会。”保罗·肖里这样宣称,他补充说只不过这种贵族社会应该不论出身,向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放。乔治·桑塔亚那用他惯常的讽刺口吻表达了类似的情感:“总有这样一些少数人,他们的主要兴趣在于用艺术或是哲学方式来关注事物的各个方面。他们是相当没用的人,但是因为我碰巧也是这一类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大大优于人类中的其他人。”文化的信徒坚持自己作为文明权威人士的特殊身份,他们保持了与诺亚·伯特那代人的连续性。有些倡导文明的人甚至不相信民主是政治的进步。耶鲁的哲学家乔治·杜伦巴尔·莱德相信,国家的繁荣昌盛取决于“所谓的普通大众的品格”,也同样甚至更多地取决于“有闲暇、社会地位和财富的阶级”。他提出要坚持“实质上的贵族政府”以终止政治腐败。“民主,不论在旧世界或是新世界,似乎都只是漫画式的政府。”巴雷特·温德尔于1895年这样宣称。作为政治哲学家,柏拉图在这个学术团体中比约翰·洛克更容易得到信任——权威经常凌驾于自由意志之上。

在投票的时候,不幸的人文主义者没什么选择余地。虽然他反对政治腐败,经常强烈主张公务员改革,但是他也不可能信赖“平民”的代表,例如中西部的进步党,让他们领导斗争以达成目标。实际上,有教养的学者真正能选择的政治立场只有两个:保持中立或是漠不关心。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和巴雷特·温德尔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其他人则更为一致地逃避进内心世界。欧文·白壁德宜称:“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重要的不是影响世界的能力,而是影响自己的能力。”乔西亚·罗伊斯1879年私下承认,在这个“政治假面舞会的时代”,他根本没有兴趣投票,并且怀疑自己这辈子是否会再去投票。很久之后的一天,他拒绝就当前问题发表评论,因为“社会问题的杂文不属于我的研究领域”。

在更大的爱国主义问题上,其他更强烈的情感开始活跃。倡导文化的人喜欢认为自己是世界主义者,是与欧洲文明紧密相连的。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在英国住了一段时间,说他主要是为了孩子才回美国的。一份学术职位,尤其是在新英格兰,通常是除了文学移民之外的最好选择。但是,虽然欧洲很有吸引力,最后对国家的忠诚还是会对这些人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不论他们理想中的美国与未开化的现实之间差距有多么大,他们仍然受到强烈诱惑,将自己与理想化的美国等同起来。虽然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与自己格格不入,美国的文学家还是像黑人一样,把它看作自己合法的家园。因此,他坚持不懈地追求国家的进步,即使是通过非政治的手段。

理想中,教育能够补救美国社会的不文明。查尔斯·艾略特·诺顿主张,自由教育“需要复兴和更新,不是为了少数人,精英和优秀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整个社会的利益”。大学“应该成为……力量、甜美和光明的发源地”。学者对美国人民的责任就在于此。随着文化向下渗透,民众(及其政治领袖)的观点也许会改变。这就是人文主义者对其所生存的社会的所谓正式宣言。不幸的是,这个行动计划周围困难重重,即使这个年代的人机械地认为老师说的都是对的。最重要的是,不容更改的事实是,文化人自己都没有控制新的大学。相反,不管是从职员角度还是从学生出发,这些机构似乎都充斥着大量漠不关心和冷淡的人。甚至在影响过程开始之前,“普通人”就有可能淹没这一小群高品位的人。因此,一种强烈的沮丧感抑制了这些迫切的希望。

如果文化的倡导者使用军事化的比喻来描述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言论中就暗示着一种不屈的精神。也许有可能赢得战斗。享利·塞德尔·坎比(Henry Seidel Canby)回顾世纪之交的耶鲁时,说:“我们是在战斗最前线。内战之前东部的文化要么变得陈腐,要么变得文雅。学院里都是工业先驱的子女,他们是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长大的。”然而,有时候由上而下、由内而外传播文明的任务过于庞大,似乎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斗。他们有一种冲动,要放弃大规模的努力,退而教授少数弟子。东部大学的文学家发现自己很容易受到这种觉醒情绪的影响。他们的言论中更经常出现的是禁欲主义的形象,或公开或隐蔽,而不是号召人们起来战斗。威廉·里昂·费尔普斯写道:“学术生活对于有知识品位的男人和女人来说是令人愉悦的,人们远离了斗争肮脏、物质的一面,他的社会关系和友谊都基于共同的知识兴趣。人不是住在只有衣食的日常环境中的。”后来,费尔普斯明确主张要回到“学院生活的古老的禁欲精神,与世隔绝的状态,亲密的状态”。在普林斯顿,伍德罗·威尔逊和安德鲁·F.韦斯特都会偶尔考虑一下退隐的倾向。韦斯特在1903年说:“在快节奏的美国生活中……(学院)一直坚持……(作为)传播高等知识的安静的、令人信服的教师。它让年轻人暂时脱离社会,让他们接触智力和精神的事物以开发他们的头脑和心灵,帮助他们在社会上得到更好的职业。”威尔逊甚至重复韦斯特的话,在1906年断言:“如果人的主要目标就是生存,那么,就用你做到的任何方式谋生吧。但是如果他曾经在某个安静的、脱离世俗利益的地方看到,人的主要目标是保持自己的灵魂不受腐败的影响,并且确保他的同胞能够从他的口中听到真理,那么他永远都不会摆脱这种意识了。”这两种说法都假定,虽然学生会在四年之后回到社会,教师仍然管理着一个永恒的隐居地。

某些自由学者的思想中悄悄出现了更强烈的悲观主义倾向。这些人进行了反抗,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激烈地指责当代欧洲思潮中的宿命论倾向。但是当同样一批教授转向西方,转向他们自己的社会时,他们就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这使他们满怀绝望。他们悲哀地看到,在中西部,文学课程在学生中被认为是女性化的。“男性真正该做的是成为电气工程师。”查尔斯·艾略特·诺顿和巴雷特·温德尔把哈佛当做避难所,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很灰暗。这两个人很多年都处于几乎彻底脱离社会的状态。1893年,温德尔写信给查尔斯·W.艾略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社会的看法“越来越保守。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没有普及的可能性,在现在主要的潮流中,我能看到很多高尚的动机”。他承认:“在心里,我不能相信宇宙是在走向地狱。但是当我不深究自己内心的时候,我对周围的世界感到绝望。我的讲话中应该充满爱国主义,但是我做不到。”温德尔与之谈话的一小群人无法毫无保留地投入他们身边的生活。相反,他们开始把“可怕的孤独”与他们“维护优秀高尚理念”的意图联系起来。这些人偶尔甚至考虑高等教育是否真的有价值。

正是在这种阴暗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认识到两种试图在美国大学中将文化概念与社会目的结合起来的勇敢尝试。其中之一是普林斯顿的伍德罗·威尔逊——我们将在其他章节关注他的努力。另一个是约翰·巴斯康姆,他于1874年至1887年担任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长,一个绝对不会被遗忘的人物。在才能方面,巴斯康姆无法与威尔逊相提并论——事实上,巴斯康姆的作品总是非常缺乏重点,以至于人们经常觉得他就要说出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但是巴斯康姆是活跃在19世纪后期美国学术圈中最非凡的伟大人物之一,他的失败具有的意义远大于他自己传记的意义。

约翰·巴斯康姆比威尔逊约年长30岁,最初他似乎反对知识的分类。他在文艺美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在经济学领域写过重要作品,对所有社会问题感兴趣,也关注神学、心理学和数学。正如默尔·库尔提(Merle Curti)所评论的,巴斯康姆几乎是最后一个熟悉每一个知识领域的美国人。这就是他抵制专业化的特有方法。在每一个细节背后,巴斯康姆不断地感觉到,生活是一次至关重要而统一的经历。

虽然巴斯康姆的思想具有多样性,但是可以认为其中心是围绕文化和社会进步这两个概念的。像威尔逊一样,巴斯康姆对公共事务非常感兴趣,但却拒绝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他有社会科学家的兴趣,换句话说,并不真正是社会科学家。相反,他完全可以被称为是先验论者。巴斯康姆早期曾经反抗过家乡的宗教正统观念,他提到“普遍知识”,其含义大致上相当于爱默生所说的“普遍思想”。巴斯康姆宣称:“世界不是……机械的世界……世界充满精神的存在。”他相信“真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范围上是多重的”,并且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每况愈下深感痛惜——很自然,他唾弃新出现的功利主义。甚至在他讨论一所州立大学的入学政策时,他的措辞也充满了浪漫主义:“我们的州立大学必须崛起于泥土,扎根于士壤,枝叶伸展在空中。当某个部门,某个班级,觉得自己在大学没作用的时候,作为知识蓄水池的大学本身也会受到损害。当生长的未端从它们扎根的世界撤回,很快就会出现焦黄的叶子了。”

正如人们所预计的,巴斯康姆对自然科学抱有敌意。“科学在我们现在的小路上不耐烦地蹒跚前行.…它用物理事物的乏味让我们感到厌烦。哲学则考虑路上的很多弯道和陡坡,到处都有闪光的思想”。基于科学的教育必然是“分散的、局部的和肤浅的”。有时候巴斯康姆确实使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晦涩词语,但是这些文章总隐隐约约地让人觉得,他对这些词语的理解不同于,比如说,研究者的原意。“经验主义,”他写道,绝不是让“事物的意义与其本体分离,核心与我们擦肩而过只留下空壳的方法,而是……努力找出事件中神圣的理念,使其在新的更和谐的环境中统一起来,完美地发扬创造力的方法”。虽然他在担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期间对选修制持中立态度,但是后来宣布他反对选修制,同样反对实用主义和职业教育论,其理由就是倡导文化的人常用的那些。巴斯康姆理想的学院课程与伍德罗·威尔逊所想的完全一样:“人文学科应该是最重要的。文学、历史、土木和社会建筑应该发挥其必不可少

的力量。”

这一切都是巴斯康姆先验主义和文化的一面。但是与欧文·白璧德不同,巴斯康姆在谈论“人文学科”的同时也谈到博爱主义。巴斯康姆花了很多精力思考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他1874年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巴斯康姆甚至宣称“财富是所有文明的基础,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最终也是知识和宗教的基础”。他抨击极端的个人主义,拥护国家干预经济事务,并且支持劳方骑士团体,希望由此可以阻止暴力的社会主义运动。罗伯特·M.拉·福利特(Robert

M.La Follette)在本科时代曾听过巴斯康姆在周日下午向学生发表的讲话,他认为他为“威斯康星理念”提供了最初的灵感。

然而,巴斯康姆终究壮志未酬。他与校董事相处得不好。他于1887年突然辞职的直接原因是对他积极支持禁酒党的非难。结果,他既没能将威斯康星大学导向文化,也没能在他能预见的任何意义上,将大学导向社会改革。他一文不名地回到新英格兰,威廉姆斯学院再次给予他一份职位,主要是出于同情。不能说巴斯康姆具有广泛影响,除非将拉·福利特算在内。(对于更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他的文章似乎“仅仅是一堆不负责任的观点”——它们的专业性不够强。)他孤独的老年似乎既象征着也反映了要融合对文化和社会改良的关注,使其成为一门有效的学术课程到底有多么困难。

也许正是想到他一些朋友的悲观主义,哈佛的哲学家乔治·赫伯特·帕默才鼓励他的学生:“不要脱离国家的运动——政治的、慈善的、宗教的、科学的、文学的运动一—不管在你看来它们是多么讨厌。参与其中,同情它们。它们都有高尚的一面,把它找出来并使其成为你自己的。投身于全部生活并使其成为你自己的崇高生活。”相信人文学的人很少愿意相信,他们的信仰注定使他们处于孤独的放逐状态,这种信仰与积极的道德领导地位也是不相容的。(甚至那些不时考虑隐居的人也是这样,只是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能满足他们希望的安慰还是有的。很多时候,教室给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生,减弱了他们的失望感。大多数文明的传教士年复一年地继续努力传播他们的理念,一直到20世纪,他们没有效仿乔治·桑塔亚那,后者于1912年放弃这一身份移居国外。他们的处境仍然非常困难,但是日常的教授津贴使他们不那么沮丧。实际上,威廉·里昂·费尔普斯在耶鲁特定的环境中平静下来,他甚至为橄榄球队喝彩,使人几乎忘记了他曾经跟桑塔亚那是同一战擦的朋友。在被认为是社会缩影的教室里获得成功,会使人感觉是真的在对“公众”产生影响,是真的在履行提升道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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